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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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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论文】一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地转型，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话语转型，而其集中表现，则是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对这一转型从发生、完成的文 学史过程，特别是从其内在话语逻辑看，与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有着直 接而深刻的联系。
中国文学进入到近代后，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获得生命力以承担开发民智使命，其 意义诉求、结构关系、存在方式等作了巨大地调整、变革，表现出与传统文学绝然不同 的诸多特征。例如“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注：梁启超：《清代学 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关于新文体的形成、特点及意义，可参见方 长安的《晚清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5-47页 。)、小说的未来完成式叙述方式。(注：参见王德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 1998年版，第111页。)等等。然而，这种变革是在强烈的政治意识作用下进行的，变革 虽落实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小说革命、诗界革命、文体革命等，但旨归在“国家”想象 与叙事上，所以文学中“人”的觉醒主题被“国家”意识所遮蔽，文学成为宣讲“国家 ”话语的重要方式，“国家”话语成为文学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也就是文学的中心话 语。
并不是近代知识者没有意识到个体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章太炎、严复，特别是梁 启超，都发表了关于个性独立的种种见解，但是，当时的主流话语是民族独立、国家权 利，“今日欲救我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注：转引自叶易的《中国近代文 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而非个人主义。这种国家意识构成了近 代文学变革的动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注：梁启超：《论小 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1989年版。)，“今日诚欲救国，不 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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