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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与协作：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诉与辩护关系的反思与重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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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英文论文】提问与回应：万毅（四川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冯军先生，针对你的发言，我有三个问题需要你进一步解释：一是有学者认为辩护权是一种防御权，将辩护权只定位于一种防御权是否合理；二是据我所知，控辩平衡原则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一项基本原则到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它的适用范围只限于刑事审判程序，在刑事审前程序中探讨控辩平衡是否具有合理性；三是法官在控辩平衡实现和保障机制中的具体作用。
冯军：谢谢万毅先生的提问。对于辩护权的定位问题，我个人认为不应当只理解为一种防御性权利。因为从控诉和辩护这两种诉讼职能的行使方式及其效果来看，控诉职能属于一种典型的积极攻击性活动，其诉讼效果依赖于庭前获得的有罪证据的质量，而辩护活动的诉讼效果受三种因素的制约：一是能否及时发现并指出控诉的漏洞和破绽，从而提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意见；二是通过申请权的行使请求法官排除控方的非法证据；三是通过庭前收集的相反证据来否定指控证据或降低指控证据的证明力。将辩护权只定位于一种防御权，忽略甚至否定辩护权构造中的积极性权利是不合理的。对于控辩平衡的问题，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它的确只是用于刑事审判程序，但是我个人认为控辩平衡原则实现从机会对等到权利对等的真正转变，离不开刑事审前程序中对追诉权的合理限制、犯罪嫌疑人地位的提升、沉默权的赋予以及辩护人权利的合理构造这些程序保障。它或许不宜称为控辩平衡，但是无论叫什么，其价值应当值得肯定。当然，法官在控辩平衡的实现机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法官作为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一方面，法官通过对庭审中控辩对抗的程序性控制来维护控辩之间对抗机会的平等；另一方面，在审前程序中法官通过对追诉行为的司法控制保障审判阶段控辩之间对抗的实质性。当然，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前程序不是一种诉讼构造，而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化治罪程序，法官的上述作用未能得以体现。这正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重点。
秦宗文（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冯军先生，你刚才谈到辩护律师的在场权问题，刑事侦查是以查证犯罪是否存在以及谁是犯罪嫌疑人为目的的，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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